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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投融资专家许小恒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持续的并购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可谓是一把“双刃剑”，企业并购会增加财务负担以及财务风险，增加收购成本和税收负担，“持续的并购也给上市公司留下了一些隐患，比如居高不下的商誉，从而导致上市公司将面临商誉减值的风险，进而吞噬公司利润”。

久加诺夫表示，美国一些人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无法容忍竞争对手的存在，一意孤行推行自己的计划维护霸权。目前，中国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改革和发展的规划，经济实力快速增强，综合国力提升很快。中国的发展态势让美国一些人“忌惮”，并将中国视为其重要竞争对手。因此，美国才会挑起贸易摩擦，通过种种手段试图打压中国的发展势头。

从这个意义上说，草案提出将起征点调到5000元，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是根据税制里其他的参数综合在一起的一个优化，既照顾到了低收入者的利益，又让一些高收入者为国家作更多的贡献。此次个税法修改新设立专项附加扣除，增加子女教育支出、赡养老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项附加扣除，这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增强社会财富分配合理性最有效的手段。毕竟现在就学、看病、住房、养老难和贵的问题非常突出，增加这部分的专项扣除，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继续教育，同时可以减轻就学、看病、租房等方面的负担，促进更多的人尽好赡养老人的义务，可以说是找到了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5、全面推动改革开放，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和服务业开放，强化竞争第一，坚定国企改革，不要动辄上纲上线、陷入意识形态争论，要以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标准衡量。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什么样的产权更有效率、什么样的产权是无效的。改革的目的是用有效率的产权替代无效率的产权，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资源有效配置。因此，国企改革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第三，个税改革短期实行综合与分类征收相结合模式，逐步过渡到“资本”与“劳动”所得全面综合征收。明确计税单位，考虑不同家庭的负担差异，从个人转向家庭征收。提高免征额，建立免征额根据物价变化的动态调整机制，在增加养老、医疗、教育和住房专项扣除的基础上，降低最高边际税率，从45%降至35%，将7级超额累进减少至5级，同时扩大级距。尽快明确奖金计税方式，避免金融、咨询服务等奖金占比较高的知识密集型行业大幅加税。当前的分类征税模式难以贯彻税负公平原则，且主要针对工资薪金所得，容易沦为逆向调节的“工薪税”。工资薪金所得累进税率高达45%，而资本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征收20%的税率，导致“劳动重税、资本轻税”，不利于调节公平分配。加强对演艺界等高薪收入人群的税收征管，重罚偷漏税行为。

他指出，美国历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将国内矛盾“国际化”。美国如今最主要的矛盾，即劳工和资本的矛盾、美国贫富分配不均的矛盾。而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服务于资本，也就没有能力解决这个矛盾。在此基础上，美国需要寻找一个“外部敌人”，来转嫁这个矛盾。这也是美国“敌人综合征”背后的原因，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